问题是，施米特的民主的同质性是制度的结果还是制度的前提？如果同质性是制度的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且可以由先知预先获得，则民主程序本身将丧失实质性，成为先知启蒙和说服大众的过程。
……最终极的保证还是来自每个法官的良心及内心的自觉和自制，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是作为上述原则同一体系的另一个原则，法官除了上述的自觉和自制的义务之外，为了满足上述要求还有义务尽量避免在审判活动中做出可能有损一般公众信赖的言行和态度。另外就是一些并不重视法官言论的法律职业伦理教材。
——英国大法官克尔默爵士 法官违法行为与法官不慎言论，在通常情况下哪个错误更令人吃惊？我们无疑会选择前者。另一显赫的法律界人物，大法官索普勋爵(Lord Justice Thorpe)也表示曾在上诉法庭判决中支持无理由离婚。《法官准则（2010修订版）》第3条规定法官应当自觉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和业外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维护人民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他们认为，英国现有婚姻法对应的社会价值已经过时。汉代刘向说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已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出自刘向《说苑 政理》）。
然而法官却不同，法官职业共同体内部是因专业性和独立性而构成一个紧密的组织，法官个人的言论会被公众自然联想到整个职业共同体的观点。当然这种情况不包括上诉审的法院法官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在职责范围内所作的正常评论。（荀子•劝学），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
另外一种的思路是进行预防。有的私企高效成功，有的低效出局[9]。金融危机的后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规模最大的就是行动。
有圣人之德者居天子之位一直为儒家的政治理想，至宋代又有内圣外王之说。在制度遥不可及时，希求制度支持的犹豫不定、满怀狐疑的个体，可能导致对制度的不信任而放弃对制度的希望。
可见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法治已与人性恶的预设相互关联。那种认为制度和结构决定人们行为的想法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也许，制度就是一把锁，如谚语所说的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本文拟从文学、思想史的视角，结合的现实案例的思考分析，对制度与德性关系进行反思性研究。
五十年代推行国有化、公社化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私有财产导致了私有观念的产生，如果消除了私有财产，私有观念就会随之消失。在收银机制、顾客监督和店主复查三重机制下，发生失窃几无。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他出身贫寒家庭, 仅仅依靠母亲和妹妹从抚恤金和微薄薪金中节约下来少许钱维持其在彼得堡法科大学的学习生活。
以为建立制度就能实现所欲的结果，而忽视人心之复杂，是不切实际，甚至是危险的。这些制度和结构在许多情况下对福贵和其家人并不公正，然而福贵凭借其坚韧、乐观的德性在经历了种种劫难后依然活着，昭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即面对严酷的命运，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其德性，从而体现出对制度和结构的超越性。
这些衰人制定出的所谓的次级贷款的制度和规则，不过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制度和规则陷阱。宋儒的心学成圣论，决不仅是讲个体的修养，而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规定。
在完善食品监管制度后，仍然出现了假大米、毒奶粉、瘦肉精、毒豆芽、假馒头等事件。但是，他不甘心沉沦，决心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处境。[6] 【德】史漫飞、柯武刚，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9页。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文革浩劫，皆因人治而成。所谓硬权力是指与制度相关手段，如经济利益激励，法律制裁，军事干涉等等。后来新的专利持有者又对其进行关键改进：在收银机上设计了一个附有自动锁的放现金的抽屉，还有一个铃。
在文学作品中，制度和德性的关系体现为个体在制度中的命运，个体的命运体现为对制度的肯认、抗争和或者丧失希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制度的命运。这也是制度实施不完全达到制度设定者目的，甚至出现背离制度目的的深刻原因：人心的复杂。
基于此，基督教先后提出两国论、日月说、双剑说三种关于基督教权与王权关系的学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在技术上想方设法应对这些危机，同时也为应对这些问题设计了遏制风险和保障安全的制度。
[8] 对此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可参看林达著《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第36至52页）。况且许多情况下的制度也不过是体现了特定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制度而已，这种情况下制度也是衰的。
（二）制度背景中丧失德性与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中心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本一位是有着高尚的性格和慈悲的心肠的青年。当然，制度不能惩罚思想，但是应当能够影响人的心灵。核危机、生态安全、食品安全、金融风险等等，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性事实。每一个店铺的收银员在面对钱箱的时候，无疑都面对着巨大的诱惑。
比如对于核安全和生态安全，在国际层面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在国家内部层面各个主权国家也制定了国内法律。无论这一制度规则如何，这些衰人们总会找到突破口，使其为衰人们的利益最大化服务。
又经过改进，不仅能够计算每笔交易金额，计算找零，而且能够把每一笔账都记录下来。这样通过收银机，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
公有制结构并未使所有人都一心为公。儒家的政治理想在于以贤君治天下，所谓身正而令行。
而无德性可言的小人则不然，制度之锁，对其根本而言如同虚设，可以想方设法打开或者破坏制度之锁，牟其私利。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思想比较重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部小说是余华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曾被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
（一）制度背景中的德性与命运 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福贵一生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先是因为嫖赌挥霍尽了祖产，丧失祖产后种田度日却被抓了壮丁经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之后先后经历了自己的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的死别，最后只有一牛与他相伴共同面对命运。基督教经典《圣经》认为人有原罪，原罪昭示了人性之恶与不完美，唯有信仰上帝，苦赎罪行，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与拯救。
影响上述人行为的因素很多，公有制仅是影响人的行为的复杂因素之一。衰人制定的制度并由衰人操控和实施，其结果不言而喻：一小部分金融资本家及其帮忙帮闲者通过合法的操作完成了对社会大众的剥夺，最后亏损还要由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兜底。
至于美德的培养，美国人认为那是牧师和教师的职责。犯罪后，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和良心不安，最后终于自首。
